唐德刚教授（Prof. Te-Kong TONG），安徽省合肥县西乡人（现在的肥西县），生于1920年8月23日。唐家是当地淮军四大家族之一，家中藏书很多，唐教授从小受严格的旧式私塾教育，所以国学根底深厚，文史兼长。自幼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文史掌故，如数家珍。他不但能背诵《古文观止》，并且能背诵一般人不大读的《续古文观止》。

为了接受新式教育，送往县城插班读新式小学五年级。初中毕业以后，到南京读高中。

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露出狰狞面目，威逼中国，中华民族志气昂扬，誓死抵抗的大时代。唐教授在高中和其他的学生一样，在学校接受军训，准备投入抗战。

抗战经历

1937年抗战军兴，唐教授离开家乡，成为当时千千万万的流亡学生之一，随学校一半步行、一半坐船西迁。经武汉、长沙，千山万水，到达湘西，继续求学。当时政府集合安徽各地的流亡学生，组成国立安徽中学，后来改为国立第四中学。唐教授在中华民族被迫大迁移的洪流中，从切身的经历与遭遇，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宏伟气概和坚韧精神。从此对中华民族始终抱着信心，对他的处事和治学精神产生重大影响。

唐教授的大学时代是在重庆中央大学渡过的（1939－43）。从湘西到重庆困难重重，穿着草鞋，从芷江、泸溪、乾州、永绥、秀山、彭水，步行到涪州（涪陵），然后搭乘民生公司小轮船西上重庆。抗战期间，尽管物质生活极端艰苦，但是老师尽心教学，学生勤奋读书，教育事业有长足发展，战后涌现的各方面人才，很多都是那个时代培养起来的，唐教授正是其中之一。

唐教授在中大就读历史系，该系阵容鼎盛，如著名近代史专家郭廷以教授、秦汉史贺昌群教授、宋辽金史金毓黻教授，而毕业论文《郡县起源考》的指导教授是顾颉刚先生（商周史）。所以唐教授对中国古史和近代史都有深厚的根底。西洋史教授是学贯中西的沈刚伯教授。

唐教授在抗战烽火中成长，但力学不倦，纵览群书，不断思索民族兴亡、治乱兴衰的大问题。他体认了中国近代面临的内忧外患，以及全民抗战生死存亡关头的深重苦难，认识到这是中华民族在文化、社会、政治上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抗战时全民的艰苦牺牲，使我国从积弱中奋起，跃升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正是这个大转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成为他后来宏观史观的萌芽期。

在大学期间，没有家庭接济，唐教授勤于写稿，经常在各大报刊投稿，《中央日报》、《新民晚报》都常有他的文章，用以赚取微薄的稿费，购买牙膏肥皂等生活必需品。他一生著作等身，有文有史，文笔既流畅，夹叙夹议，气势磅礡。

1943年毕业后，他回到安徽，先在中学任教，继在省立安徽学院历史系讲授西洋通史。当时缺乏西洋史教材，他依靠一本Hays and Moon所编的英文原本教科书，填补西洋史师资的空白。

负笈哥大

抗战胜利后，他考取自费留学，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哥大名教授云集。唐教授的毕业论文《US Diplomacy in China》（美国对华外交），指导教授是大名鼎鼎的唐纳德教授 (Prof. David Donald)。

唐教授在哥大研读美国史，对西方史学方法，史学理论，以及战后在美国新兴的参考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历史的研究方法，有了深入研究。他后来著作中的见解，往往以社会发展的观点解释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过程”。

在哥大期间，唐教授还是经常在留学生刊物上写稿，文风诙谐俊秀，自成一家。他以文载史，具有古今中外史学名家的特色。

1959年，唐教授获得博士学位，先在哥大授课，兼任哥大典藏丰富的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配合他所开的史籍学课，大量收集珍贵图书，所以他对中国史料典籍极为熟悉。

1972年，唐教授转到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和亚洲史，并两度任亚洲研究系系主任，直到1991年退休， 桃李满天下。在这期间，曾经接受邀请，担任印度德里大学中国研究的顾问，和中国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的访问教授。

史学造诣

唐教授对史学有两大贡献：一是口述史，二是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

一. 口述史

哥大是战后提倡口述史的重镇，而纽约是大陆易手后许多达官显贵流亡的地方。唐教授参与关于中国口述史访问的工作，由于他中英文俱佳，对近代掌故非常熟悉，博闻强记，而且性格恢宏，秉持史家忠于史实的立场，没有政治偏见，所以得到受访者的信任。他先后访问了几位最重要的人物，包括李宗仁、顾维钧、胡适等。他的口述史著作，脍炙人口，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

唐教授撰写的口述史，不但有文彩，并且勤查数据，务求符合史实。对口述者的主观说法时有修正。在跟张学良商讨做口述史的时候，张学良说，“我说你写就行。”唐教授说，“这不是口述史！”口述史不能这样写。写口述史的人要对历史负责，不只是听写那么简单。一般史书的写作，是根据各种史料，按图索骥，写其书而已矣。口述历史就要多一层工作， 口述者所述是核心材料，有时会限制了史料的选择。对于口述者的材料，不能盲目采用，必须把所说的材料，加以核实、整理、补充。做口述史必须保持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怀疑态度。而口述的史料，往往是画龙点睛，但是也可能与史实大不相同。唐教授后来没有对张学良做口述史访问。

以《李宗仁回忆录》为例，李宗仁自己的口述占小部分，经唐教授修改补充的占大多数，使得回忆录真实可靠。李宗仁曾自称他在抗战中期就对各国和中国的国际政策有所认识，但是当时李宗仁不可能有时间，也没有环境去研究国际问题。经过唐教授的追查，才知道李宗仁是专心听了孙科的一次演讲，并且接受了孙科的见解。

一般来说，口述史是史学工作者的一个研究计划，要有足够的参考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

唐教授在八十年代末，邀集朋友和学生组成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访问曾经经历抗战时期的老人，致力保存那个大时代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第一手生活史料。这是唐教授对推广口述史研究的贡献之一。

二. 历史三峡说

唐教授二十几年来所写的关于近代现代史的文章，有一个显著的史观贯穿其间，就是他的“历史三峡说“。在他集合近着38篇成为《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民国通史：晚清导论篇”中，这个观点就突出地成为他对中国近代史变迁的解释，蔚然成为一种宏观理论。

“历史三峡”说的新词，最早出现在1994年9月的“甲午战争百年祭”。但是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大转型的思想早在1961年便已见端倪。当时他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思想课题：“现代化”。

唐教授认为，中国全部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的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转变：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从战国时期到秦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完成转型，创建出一个农业大帝国的定型。

近代的大动乱则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历史有如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也就是个三峡。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变乱的本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现象。因为这次转型是在西方帝国主义欺压之下，遭遇多种外力的不断干涉，是突发的、被动的、剧烈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 所以在这转型期间，中国付出了空前惨烈的代价，死人如麻，文化与物质几次遭受毁灭性的摧残。

在这个过程中，动乱乃是历史性的社会全面“转型”的现象。从落后的“中古型态”中的种种制度、思想转入“现代型态”，必然要经过许多阶段，错综复杂，并且遭遇许多挫折，困难重重，一步步逐次解决转型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英雄豪杰想要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他说，“‘时势造英雄’绝不是‘英雄造时势’。‘时势’是客观形成的‘历史三峡’中的惊涛骇浪，‘英雄’则只是一些随波逐流的艄公、舵手、和弄潮水手。” 他举例说，孙中山就无法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也无法把当时中国的军队从将领之手交给国家。

因此，唐教授早就提出一种“阶段”说。并且提出每十年即是一个变迁阶梯的说法。“千年不变”的老制度，在鸦片战争以后是 “十年一变”， 每一变都面目全非，那都是转型期的阶梯。

他把这些阶梯称为阶段，既然是在历史三峡中必然的过渡，它们就有推动江水滚滚东流的贡献，同时也必然都会失败，被后一个更大的巨浪压到江底。

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没有永恒或较长时期存在的属性。但这种带有明显阶段性的失败，也正是成为引发和推动次一阶段发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推移，终于将推入到“最后阶段”。

关于这些十年一变的说法，究竟是那些阶段，唐教授前后说法稍有不同。1993年他提出，鸦片战争后，十年便出了一个洪秀全（外来宗教向传统宗教挑战）。“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只是近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中的第一阶段。”，又十年产生总理衙门（外交部，传统的对外关系根本改变），李鸿章建立新建的海军（改革传统军制），君主立宪（政治制度的改革），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传统的反扑），1912年建立民国（彻底推翻帝制），1919年的五四运动（全盘西化，文化上全盘否定传统），27年的统一和内战(内部调整的挣扎)，37年的抗战(转型的基因主要是受到外力的侵袭，抗战达到全民觉醒，步入现代民族)，49年人民中国建政(全盘引用另一个外国制度的模式)，59大跃进(经济上的盲目跃进)，66年以后的文革(政治/经济/文化全面铲除传统文化)，79年开始再度回头摸索西方模式，逐渐走上门户开放的旧路。49年至79年的大变动，唐教授通称为“帝制传统的回光返照”。

“各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些主题的形成，不是理想家们坐在皮椅上幻想出来的，它们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演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幻逐渐铸造出来的。换言之，它们是客观机运参以主观智慧逐渐融会贯通的。”

他举出阶段性的实例之一，孙中山革命的主题“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是对的；但是“民国初年的中国绝无搞议会政治的可能性。”较早的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政治改革的尝试，但是，当时不具备各种条件，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从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虽然唐教授强调中国必然要经过一个历史三峡，而且是必然有许多阶段，但是他不是定命论者。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空间、全面和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候也就“必然”地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

以这样的宏观史观看历史，唐教授虽然处于大动乱时代，却既不随波逐流，也不怒发冲冠，能公正持平地正面讨论问题，言所当言。这是唐教授的史论得以深受欢迎的原因。

唐先生深信，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从封建转帝制的第一次转型，历时约三百年。他推论这第二次转型“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就算是很幸运了。”这“两百年”的说法，可以说是他对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焦急关心和迫切期望。

至于未来的定型是什么模式，唐教授坦然说，“吾不能确知也。”但是他肯定那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经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磨练出来的。

参考两千年前第一个转型的核心问题，他认为新的定型文化－社会，政治体制，必然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化君权为民权，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中国近现代各种波涛汹涌的变化，都是为追求和阻止这三种转变的力量的反复冲击。确实完成这三点的转型，就走过三峡，堂堂成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现代文化。

他还在许多文章中提到走出三峡的具体要素，例如在讨论西太后的时候，他指出，个人或一党专政的政体，不能适应现代文明。唐先生一再赞扬中国古代有制度，西方现代有制度，而在中国转型期间的历届政府或党政府都没有制度。“人治”不是制度。建立普遍遵守长治久安的制度，是另一个重要的要素。如前所述，建立国家的军队，军队属于国家，是又一个具体要素。

这三大转变，显然可以笼统地简化称为一种民主制度。贯穿唐教授论述整个转型思想的著作，非常明确的可见，他认为中国一定要走上民主制度的路，才能走出历史三峡。民主不仅是政府制度，更是全体国民生活的方式。

这个史观不是根据一种外国的理论或意识形态而套在中国历史上的解释。它是基于对中国历史本身的观察、分析而得的观点，所以平实而客观，不会有牵强附会。自然地使用一个中国特有的地理名词，使得历史与地理的文化融和为一，十分贴切，令人容易产生感性的理解。

唐教授现在正在继续写他的《民国通史》。这将是他穷究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

最后必须强调，唐教授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学者。他关心的不仅是帝王将相，更是平民百姓的苦难与幸福。特别是对于日本在战时加于几亿中国人的非人道凌辱、残杀、迫害，如南京大屠杀、活体试验、生化战、慰安妇、强迫劳工、以活人靶练习劈刺等等罪行，他认为应当在道德上、历史上和法律上加以审判。十几年来，他积极参加人道主义团体掀起的运动，呼吁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不人道暴行，要求日本向中国的受害者真诚道歉和赔偿。开会、演讲、游行，他都参加，而且对年轻人多所鼓励。他为伸张人类的正义做出实际贡献，这是他人道主义史学家的本色。

附录:

唐教授主要中英文专著目录（单篇论文从略）：

• U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186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 The Memoirs of V. K. Wellington Koo. Published in Microfiche by the New York Times， Inc.， 1977. Partly interviewed by Julia Hsia and others on the childhood and retired periods.
• The Memoirs of Hu Shih. Published in Microfiche by the New York Times， Inc.， 1977.
• 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9; Dawson Folkstone， England， 1979.
•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1980，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两岸有其他十几种授权版和盗版。
• 《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1980，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出版。12 册。
• The Third Americans: A Select Bibliography on Asians in America with Annotations. Oak Park， Illinois， CHCUS， Inc.， 1980.
•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自译注本，民七十年（1981），传记文学杂志社。另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初版（1980）再版（1993）及其他版本多种。
• 《美国史讲座》，1982，山东大学历史系。
• 《胡适杂忆》，民七十六年，传记文学杂志社初版。其他版本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