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和女士 口述 姚楠 访问 吴章铨 孔强生 整理
北归以后
他们在香港也住过，后来从香港起义回来的嘛。他原来所有的家产全都运到台湾去了，说回来就一个空身带着家眷就来了。他为什么会参与两航起义，然后回来大陆？他没怎么跟我说过。当时他就是觉得两航在那边光景不好，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应该回到大陆来，这是大势所趋。而且当时也是有好多地下党在香港做工作。
他们从香港回到大陆，先回到天津，住在睦南道121号。我就生在天津，在那住过十个月，就搬到北京来了。
父亲起义回来之后，因为他是在民航里头算是比较优秀的，在总局是航务处航务科领航主任。然后一直也是空勤，在飞行大队、专业和航摄大队(1)，都是做领航主任。他干的事我知道的有西南西北视察森林（1953年）(2)；进行空中石油探测（1957年左右），他领航探测了塔里木盆地等油田(3)。那时候领航好像就是用罗盘仪，也没有什么先进的仪器，我看见的只有计算尺，是挺困难和危险的。
王鹤年先生曾使用的计算尺等部分工具
后来因为我姑姑得了肺结核，当时北京治不了，国内也治不了，就去香港治病。治好了留在香港，做服装设计师。因为有海外关系这个缘故，我爸就被停飞了。他停飞后去了航校教书，有广西柳州的第四航校、四川广汉的第十四航校(4)。
王先生（前排右二）在广西柳州第四航校合照
停飞之后他和杨宏量伯伯等几个民航的老朋友(5)，一起在杭州翻译了《美国空军领航学》（1961）(6)。非常厚的一本英文书。我就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看到过他有好多那种油印草稿，像现在A3这么大开，一面有字，一面没字，很毛糙，我爸就拿来给我哥当算术草稿纸了。
北京旧友
我们从天津来北京之后一直住在东四十二条的一个四合院里头，中航公司刘敬宜总经理夫人的姐姐是我们的房东。所以那个院子里住的房客，都是两航的人。潘国定跟我们住对面儿，我们住东屋，他住西屋，住了五、六年，结婚以后才搬出去。潘伯伯我们小时候跟他特别熟（7）。他喜欢照像，有个蔡司相机和当时很少见的彩色胶卷，家里墙上都是五颜六色的照片。我念的小学就是离家很近的十二条小学，中学是五中。都不是民航子弟学校。
幼时的王中和女士，潘国定拍摄
爸爸和潘国定伯伯那些人都是好朋友，潘伯伯说他了不起。当时民航局在东单，爸爸他们办公都在那儿。东安市场里面有家吉士林（著名西餐厅），天天吃午饭都跑去那，经常是潘伯伯请客。
杨宏量伯伯也是搞领航的，原来也住在我们的院子里。后来杨伯伯搬去民航宿舍了，有时候也会来找我爸，他们在一起一般谈的都是业务上的事。那时候我小，不大关心他们说什么。他们关系非常好。金焕章伯伯住在离我们家二、三站路的地方(8)。
1959年颁发的两航起义10周年纪念章
文革
在文革前，64年吧，他到河南灵堡县参加「四清」(9)。灵堡是个特别穷的地方。他们吃饭是派饭，比如说今天派到哪个农民家里，你就在那家吃饭。农民特别尊重他们这些下去「四清」的干部，把他们自己平时根本舍不得吃的东西做给干部吃。他那天到那个老乡家去，老农做了一碗面条给他吃。他们农村屋里只有那个炕，一个窗户。下完了面，就从那个窗户，递到窗台上，你在这屋里炕上接过来吃。可是他这家里有一个小孙子，特别小，这小孩儿穿个兜兜，光着个屁股，正好站在那，看到那面碗儿挺好的，一泡尿就撒到那碗里了。当时这家人没看见这小孩撒尿，爸爸看见了。人家真是这一年都舍不得吃的这好东西给你做了，是不是？我爸就把这碗面，连着小孩的尿啊，一块都吃了。后来他说，童子尿还是一味药呢。
后来文化大革命他被监督下放，在那放牛。他特别同情当地农村的那些人，他们特别贫苦。他跟我讲，跟他一起放牛的有一个叫「小核桃」的。我爸爸当时穿的是那种蓝色布的干部服，有四个兜。那小孩家特别穷，穷得那裤子的屁股上也是洞。我爸就把一条他自己的裤子给了他。可是那小核桃舍不得穿，就又还给爸爸了，还是穿破裤子。我爸爸就想给他缝一缝，没有布啊。他就把那个衣服上的下面两个兜给拆下来，利用放牛的时间，叫那小孩脱裤子下来，把这两个兜给他缝在屁股上，就不露着了。这个小男孩儿特别感激我爸爸，等到爸爸走的时候，他穷啊，家里什么也没有，就抓了两把核桃，要塞给我爸。他那个蓝色衣服四个兜儿，两个拆下去之后，有两个兜印儿。别的地儿都晒白了，这两个兜印儿还是原来的蓝色，这小男孩也没注意，就拿着这核桃想往他兜里塞，发现这两个兜没了，原来是给他补在屁股上。后来我爸回来跟我讲这故事,哎呀，我真挺感动。爸爸就是这么一个人，非常同情那些受苦的人。
文革的时候他在四川航校。航校把他们这一伙人都定义成「七三一」冤案（即所谓「以潘国定、陈达礼为首的阴谋驾机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案）的参与者(10)。就关起来了审。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他不承认。就打，把耳朵打得都变形了，一只耳朵失聪了。关押和监督劳动了五、六年吧，才被批准回家探亲。当时政策还没落实啊，他虽然是可以回家了，但是案子还没有撤销，就说他不是主谋，可能属于协同，没有彻底平反。
他回北京之后，我也从东北兵团回来探亲。他在飞行的时候很少在家，做地勤的时候也一直在外边，经常不在家的。我跟父亲本来就是小时候一年才见一次，这一下子又六年没见，看着爸爸真是像陌生人似的，他变得特别老，特别憔悴。
我妈妈1973年半身不遂。当时我在东北，哥哥当时也是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全家都在湖北。他1963年考取了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分到长航宜昌船厂当钳工去了。当钳工很辛苦，震得那虎口全是血口。等到爸爸从牛棚里放出来，才走到技术岗位上去。当时母亲六十多岁了，只有一个姥姥在身边，也七、八十岁了，家里边没人照顾。姥姥是我家原来的保姆，没有家人。把我从东北按困退调回来北京了，把我父亲也从四川那边借调到北京民航总局。
我爸爸刚起义回来时工资据他说是一等二级，370元，后来每次调薪都是下减，到去世前只有140元。文革中曾停发、少发工资，生活受到影响，全靠我家姥姥接济一阵，渡过难关。
他不太喜欢拍照，但是我家里有那么一些香港的旧照片，文化大革命中都销毁了。因为好多是朋友一起照的相，其中有些两航的文革都被牵出来批斗了。
(1)当时民航分为专业航空（现改称通用航空，general aviation）、航运、专机三类。1953年民航局飞行大队三中队成立，陈达礼任中队长，工作人员多为两航旧人，负责航摄、勘探、灭火救灾等专业飞行。该中队后扩改为专业大队、航摄大队。
(2)1953年9月至11月民航应林业部门要求，北京号机组（成员有驾驶潘国定、副驾驶边任耕、领航王鹤年、报务陆元斌等）以昆明、成都、兰州为基地，飞行视察西南和西北数省的森林七十多万平方公里。当时估称「如进行地面调查，需要一百多个技术人员，花上五十多年时间。而用飞机进行视察，仅动用十几个人，花了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陆元斌〈记建国初期的一次森林视察飞行任务〉，中国民航史料编辑部编《中国民航史料通讯》69期。
(3)1956年民航与地质部合作，派遣专业队327机组（机长马豫，领航先后有杨宏量、王鹤年等），费时七年，在全国勘探发现了东北、渤海、华北、华中、南疆等多处油田，打破了中国是「贫油国」的旧论，中国由石油几乎完全依赖输入变为基本自给。杨宏量〈记327机组参加航空石油普查〉，《中国民航史料通讯》44期；本会马豫先生访谈（孔琼森、张慧真访问，孔琼森整理），《传记文学》2013 年5月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4)1950年起，第一至第三民航学校先后在重庆、上海、天津成立，不久学校被拨交空军等，脱离民航。1956年解放军第十四航校（49年起至改革开放前，民航长期归空军领导或共管，故名）在四川新津成立，培养民航人员。大跃进期间民航再度增设多所院校，如1958年底在天津设立高级航校，在成都、柳州成立第三、第四航校，1960年在北京成立民航学院。是年14航校空勤部分迁往四川广汉，仍留在新津的地勤部分改为成都民航机械学校。1963年各校空勤合并为四川广汉民航高级航校，地勤并为天津民航机械专科学校十四航校即今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规模现居全球第一，中国民航的飞行人员大多毕业于该校；天津民航机械专科学校后易名为中国民用航空专科学校、中国民用航空学院，2006年改为中国民航大学。
(5)杨宏量（1919-2010），湖南长沙人，空军官校十三期肆业，领航五期毕业，曾留美学习领航。1947年加入中航，1949年11月参加北飞，后在民航局机航处、航行处、第十四航校、民航总局航行情报室等部门任职。
(6)是书由王鹤年任主译、审译、主编，杨宏量组织编译，仇启迪、关肇宏等八人参加，分上、中、下三册，费时一年完成。杨宏量〈记两航起义飞行人员的贡献〉，北京两航人员联谊会编印《联谊通讯》第89期。
(7)潘国定（Gordon K. T. Poon，1915-1999），出生于香港，父为殷商。曾就读于香港西南中学、上海大夏大学，后赴美习航空。回国后加入中航，飞越驼峰，胜利后转入央航，以飞行技术精湛闻名。1949年11月驾机北飞，后曾任民航局机航处总飞机师、航行处飞行技术主任检查员等职。
(8)金焕章（1920-2010），江苏江阴人，1940年青岛海军学校第五届航海乙班毕业，后改入空军，曾留美学习领航。1947年加入中航，两航起义后北返，曾在第十四航校等处任职，文革后在北京民航总局工作。
(9)「四清」即1963至1966年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扩大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被认为是文革的前奏。
(10)该案于1967年7月31日立案，故又名「七三一」案件。这个冤案历时多年，株连全国各地两航等起义人员及家属百余人，致张家骅、周训典二人死亡，陈达礼等多人伤残。可参考本会〈驼峰勇士：我的父亲陈达礼〉访谈（陈绍曾口述、孔琼森访问整理），刊《传记文学》2017年七月号， 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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