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基口述 姚楠访问 夏沛然、孔强生整理
1943年1月我赶到成都空军机械学校，到学校时已经开学一个半月。我知道我不能掉队，必须好好学习，非常用功，成绩比较突出。尤其是英语，我英语是全班最好的。我是器械油弹管理士训练班第二期，训练班一共三个班：械弹班、器械班和油料班。训练八个月以后，毕业了。我居然是械弹班的第一名(1)。袁国柱是器材班的第一名，贵州人；都润荪是油料管理班的第一名，现在还在成都，他比我还大一岁。毕业典礼非常隆重，全校一千五百人学生，成都里边空军士校学生代表，空军通信学校、空军幼校也通通来参加(2)，毕业典礼主持人是航委会主任周至柔。三个班的第一名在军乐中登上主席台，周至柔一一握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云南沾益
因为是第一名毕业，算是比较优秀的人才，我和袁国柱、都润荪三个人被派到云南沾益的空军第四总站工作，去独当一面(3)。第四总站在沾益县城里，人很多，有管理机场，有维护设备、器材、汽油的 。我负责管理一个弹药库，在一个丘陵上，大概有二、二百米高，离县城大概有两公里，前面就是飞机场。弹药库原来是个庙，四周围都是很高的树林子，主殿有一个很高很高的琉璃大佛像，和尚住在我的隔壁。我住在楼上，楼下全部是弹药，里面有步枪、手枪、机关枪和飞机的机关炮弹。我的军衔是下士，是最低的士官，可是我还有个勤务兵给我挑水、买菜、做饭。我的上司是个少尉，是我们机械学校的学长，和我很好。
就读空军机校时的徐先生
这是一个备降站。主要降站是在昆明，飞机作战以后下不了昆明机场会到沾益，如果需要弹药到我这里补充。平常没什么事可做，我干了一年，只给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提供过几次弹药，太闲了。
附近有个美国空军招待所。那时候我跟美国兵来往，没什么隔阂。大家背着枪出去打猎，比赛射击，械弹库有的是子弹。我请他们来吃花生，他们请我到他们招待所那里去看美国电影，还送我美国杂志，这都对我的英语口语能力有帮助。那里晚上有美国和中国飞行员跳舞，穿的衣服是短白毛领，神气得不得了。我不想再当械弹管理士了，我也要当飞行员。
加入中航
1944年8月，我请病假一天，坐火车到昆明巫家坝飞机场空军官校招生处，去报考留美空军飞行员。但是招生处的教官没来，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怎么办？突然遇到空军机械学校的一个同学吴尧，他告诉我，中航公司正在招收第一期飞行报务员。于是两个人坐了二十分钟马车赶到中航公司办事处，那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报名需要高中毕业证明，我正好有一张。说起来这是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将军的功德。我们这些流亡学生到金华时，高中都没有毕业。顾祝同为了照顾这些学生，每人发给一张高中毕业证书，为大家提供了方便。我就凭这张证书，身体检查、笔试、口试连过三关。身体检查是按照飞行人员要求。我才念了两年高中，数理化不行，可是我的英文比一般人大概要好一点。中航公司就是看中我的英文，取了！我同学没考上。
我考取的是中航公司第一期飞行报务员训练班，以后办的五期都是培养地面报务员(4)。1944年的时候，完全是靠从印度汀江到昆明的驼峰空运，运输军用器材、物资，来维持抗战。这条驼峰空运航线人称死亡航线，从1942年开始，已经有大量的飞行人员牺牲了，需要人补充。我们就是补充的人。
我们进去以后，学习了一个月，中航公司又摔了两架飞机。一架飞机上基本上有三个人：一个美国人机长，两个中国人，一个是副驾驶，一个是飞行报务员。飞机一摔下去就找不到了，下面都是荒山野岭，山沟沟里边没有人烟的地方 。报务主任董继汇马上拿来一迭合同。上面讲得很清楚，这条航线是维持抗战的，天气恶劣，还有日本飞机袭击，风险很大，为了以后有些事情好处理，所以签这个合同；万一出了什么事，抚恤金是五千块美元，领取人的名字、地址，都详细写清楚。全班一共三十三个同学，合同发下去以后，只收回来十份。我签了合同以后很开心，我已经是驼峰飞行报务员了。没有签的还是学报务，学完以后在地面干。
徐承基先生1944年摄于昆明
训练时间是六个月。学习的主要课程就是发报和收报。训练时每人发一个发报机的key（电键），滴滴答，一天到晚在那里练，天天练。上课的时候老师坐在前面，二个同学一个拿支笔，他发报你收报；练习一阵子以后，你发报他收报。因为机长大都是外国人，以美国人为主，我们必须能够跟美国人沟通。第二门课程是英语，老师是西南联大的一个教授，偶尔也有几个公司的美国人来上课。第三门就是英语口语，在课堂上，大家只能用英语对话，不许讲中文。第四门是无线电学，第五门是电工学。还有一门气象学，学气象观测，低云、中云、高云（云按高度分为以上三种）、雷雨云等等。
因为招考的飞行报务员必须能够用英语与美国人沟通，考取训练班的同学百分之八十几都是大学生。高中毕业生没几个，我这个高中二年级，独一无二。这些大学生有大学四年级的、三年的、两年的，而且来自五湖四海，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还有国内的。我文化最低，年龄最小，学报务的时候坐在第一排，对面是一位郭老师，离我很近，他对我非常了解。
和我坐一条板凳，在我左边的那个同学叫杨其达，CT Yang，是陈达礼（中航正驾驶）家里的亲戚(5)。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他的姐姐教我跳舞。我没有接触过女性，也从来没有跳过舞，记得我太紧张了，腿发软抽筋了。后来条件好了，我在福州继续学，学会了什么华尔兹、fox(狐步),三步、四步。杨其达非常聪明，是训练班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才进来的，也能赶得上，结果也毕业了。
坐我右边的是香港来的莫华煦，Fred Mo，学无线电专业的，和我很要好。后来我到了香港，他常来我家串门。我太太把妹妹容爱仙介绍给他，他们一见钟情，不久就结婚了。他祖父是香港很有名望的太平绅士，妈妈是混血儿，在昆明美国空军基地里边工作，我见过。两航起义后他没有回来，后来在香港警察局工作。
莫华煦夫妇1980年摄于香港
签了合同的十个同学，除了我、杨其达、莫华煦，有孙伯英, PY Sun，上海人，已经大学毕业了，原来是中国茶叶公司（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由实业部发起筹设）里边的一个会计；罗裕余，YY Lo，广东人，大学三年级学工程的；罗少刚，广东中山人；霍荧晨，香港人；张瑞良也是香港来的，原来是消防员。卞文钧，上海人；还有张沛然。我们平时都叫英文名字，大家叫我CJ。
训练班包吃包住。我们三十三个同学都住在昆明西坝的宿舍，那里很大，有一个大院子和三四间房子，房子里都是上下铺，我住上铺，下铺是熊文忠，对面是孙伯英、王任，和我同寝室还有卞文钧、盛怀汤，马来西亚的Michael，姓陈，原来是大学三年级，新加坡的David，姓林，大学四年级学医的。训练是在太和街中航公司营业处楼上，离市中心很近，每天早上走半小时去那里上课。吃饭也在营业处楼上，有四菜一汤，相当的好。
八月份开学，九月份签字，1945年2月毕业。毕业的时候不是一起的，是一个一个地派出去，分配到各个地方。因为教官了解学生，如何分配是由教官决定。第一个分配出去的王星楼，他本来就是报务员，算是重新训练。第二个就是我，徐承基。我在班里面算是拔尖的。可能是看我的成绩。我的收报发报自己觉得很有信心，老师对我也很欣赏。但我没有分配上飞机，反而留在昆明电台，在那里值班。当时国内电台也不多，只有昆明、成都、重庆几个地方。后面陆陆续续，另外三个同学也被派到昆明（当时驼峰航线主要终点）电台。
有些英文好的，被派往印度汀江（驼峰航线起点）电台。其中有莫华煦、罗裕余、孙伯英；还有Michael、David，他们二个抗战胜利后就回家了。
昆明电台是中航的总台，和印度汀江电台直接联系，还要和成都、重庆和空中的飞机联系。台里都是中国报务员，老的一般都有三十、四十多岁的，我才22岁，在班里边是最年轻的。电台有五、六台收发报机，每个报务员前面一台，我们按台长给的电报纸发报，接收对方的电报交给台长。能独立工作的报务员就是及格。因为飞机是不停地飞，一天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八小时一班，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四点到半夜十二点，十二点到八点。
从2月到6月，中航又摔了几架飞机，平均每个月一架 。有一天我半夜十二点钟上班，大概两三点钟的时候，有架飞机跟我联系，后来就再也没有，失掉联系摔掉了。
因为有飞机失事，就陆续派报务员上去补充。我们上飞机是按年龄排的，年龄小的排在后头，因为年轻就叫他上去，他还没活够呢，是吧？有三个老报务员先上了飞机替换，第一个上去的是宁家森，他那个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第二个上去的是陈流萍，接着第三个上去的叫周丕显。眼看就要轮到我了，突然８月15日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好了，驼峰航线很快结束，我就不需要上飞机了。
以前都讲：「完成抗战大业，光明就在前面，胜利就是明天！」（徐先生哼唱该句）（6）。抗战胜利那天，忽然听到消息，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放鞭炮庆祝，乒砰啪，乒啪啪，响得不得了。我从来不喝酒，那天太高兴，去买了一瓶果子酒，咚咚咚半瓶喝掉。果子酒也是酒啊，这时我就觉得晕头转向，站也站不住了。到了电台里面，大家高兴得抱了一遍。 太激动（徐先生拭泪，沉默良久），没想到真是胜利了。不容易，牺牲了多少人啊！
（1）空军机械学校1936年创办于南昌，抗战军兴后内迁成都。该校当时除高级、正科、初级等班外，还设有器械油弹管理员、管理士训练班，分别招收高中、初中毕业生。
（2）当时航委会下属各空军学校，除空军官校外皆内迁成都附近。
（3）1935年起，空军陆续在各空军基地地设立总站，管理机场、飞机、气象通讯、油料械弹补给等，抗战军兴后屡有增并。第四总站1943年6月由昆明迁沾益，胜利后撤销。
（4）1929年中航的前身中国飞运公司架设了中国第一部航空专用电台，1937年新购安装有收发报机的DC-2等新式飞机，开始对空无线电联系。因人员缺乏，中航先后开办六期报务员训练班培训，前五期毕业者合计约百余人，其中任地面报务员的有92人，约占公司报务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5）杨其达为陈达礼兄长陈达仁（也是中航驾驶，后转入中央航空公司）的妻弟。杨其达、陈达仁胜利后先后失事遇难，陈达仁妻子杨绍彝一家约1949年移居香港。见陈绍曾口述、孔琼森访问整理〈驼峰勇士：我的父亲陈达礼〉，刊《传记文学》2017年七月号。
(6) 《三民主义青年进行曲》歌词末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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