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基口述 姚楠访问 夏沛然、孔强生整理
两航反正
到了香港以后好多地方都解放，能够飞去的城市越来越少。到了11月9日。有十二架飞机要北飞起义了(1)。北飞的前三天，我的一个邻居侯镜熹问我去不去北京。这时候我太太刚生完第二个孩子。我跟侯镜熹讲：我太太说不能去啊，她一个人在香港没办法生活。所以我就没参加北飞。侯镜熹也没参加，因为他的家在上海。
接着我们全体飞行人员在九龙半岛酒店集合，起义组织者之一华祝（时任中航工务长）讲话，鼓励我们签名拥护起义。我们几乎都签了。签名以后，就陆陆续续一批批地回来，也有签了名没回来的(2)。
我是空勤，跟地面很少联络，不知道情况，还是一个人过我自己的生活。我在香港的远东航空学校学习飞行，花了几千块，考取了香港政府颁发的私人飞机驾驶执照。业余时间我就叫些朋友来乘飞机，游览游览，看看香港。你花六十块钱，我帮忙付给俱乐部，完了你上飞机，坐我后头，绑好降落伞，我飞上去，在香港上空遨游, 一小时后下来。这是很美好的回忆，我那时候才二十六岁。
我还留在香港的中航公司。后来因为我儿子有病拉肚子，请了一个月的假，２月２８日是最后一天。等到销假的时候，我根本就没看日历，去销假那天以为是２月２９日，其实已经是３月1日，就这样逾假一天。办事的人叫华凤翔（时任供应课课长），他坚决不让我销假，说我算是自动辞职。我吓一跳，跟他们吵起来了。出来了以后就碰到陆元斌，是组织两航起义的一个地下党员(3)。我就把情况告诉了他，过假期一天就算什么自动辞职，太不讲道理了。陆元斌叫我写报告，我就写了交给他。过了几天以后我到办事处，人都不见，给我一个条子：因过假一天，「碍难违章破例，按自动辞职论」。
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打击。追究原因，是因为我这个人没有觉悟，签名起义以后也没有跟公司很好联系，两航组织的活动我都没有参加，也没人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我的一些老朋友都是陈纳德的航空公司CAT（Civil Air Transport，民航空运队）的(4)，比如救过我一命的Ernest Wu和他下面的空中服务员关汝铮，Harry Kwan，我仍然跟他们来往很密切，没有断过。因此公司就不想要我了。
从香港到重庆
我手上还有点钱，生活没问题，就这样在香港混了半年，慢慢也混腻了。6月朝鲜战事爆发，陈纳德的航空公司给我发来聘书，我没有去。我因为在香港没有事，到书店看书看到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有了改变，就想回到起义队伍里面来。
在香港家中的徐太太和子女，徐先生拍摄，1950年6月
我给飞行报务员训练班同学唐少刚写信，说明我现在的情况，想要回国，怎么办？他代表组织回信说，只要你人自己回来就好说话。唐少刚比我大五岁，原来是大学三年级的，后来在乌鲁木齐民航局工作，十年前去世了。于是我马上亲自回来，还把家眷带回来。
1950年8月14日我离开香港，坐船到澳门，再坐火车到广州，经过武汉，8月22号到了天津。回到天津再打报告，经过审批， 10月15日批准我参加军委民航(5)，这就归队了。后来我母亲知道我回天津以后，她也来了，还从上海把我的弟弟也带来了。我们就一家人住在一块。
我回到天津，已经算是军委民航飞行报务员。工资待遇四百斤小米。四百斤小米，我都不知道是多少。我那时候没靠那些工资，还是靠我储蓄老本，从香港回来还剩了一点钱，我留在上海还有二两黄金。一两黄金一百块钱，那么刚好接上，没有困难，维持了生活。
回来以后，抗美援朝开始。天津靠近东北前线嘛，民航于是把所有飞行员和飞行报务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全部空运到重庆。10月我到了重庆西南民航局，1２月开始，重新评定工资。因为我的技术可以，被评定为行政级别二十级，技术级别飞行报务员也是二十级。可是有些人眼红，说我回来晚了，怎么能够评二十级，就打报告到政治部。政治部派人问我，有人对你有意见，你回来晚，给你评二十级太高了，应该评二十三级。我这人也没脑子，就答应改为二十三级，吃了点亏。我二十三级，每个月拿一百七十块，也不错了。当地普通工人干部的工资大概就三十块左右。
到了重庆以后，我们都是国家的宝贝，住在大东招待所。吃饭怕人家下毒，饭堂由红军负责，每顿饭四菜一汤，一般都吃不完。开大会的时候，我们坐在大礼堂的前三排。逢年过节发月饼，处长科长给我们敬酒。好得不得了。就是没什么机会飞行，从1950年到1952年两年才给我飞了两次货机，一次飞上海，一次飞西安。天天集中学习，改造思想。我志愿报名，申请参加抗美援朝。领导可能是考虑到我是有家小的人，没有批准，但是我爱国的意思到了啊。还捐出身上那些贵重用品，帕克钢笔都捐出去。我钱都用光了，否则我也会捐钱的。
虽然评级时被连降三级，我还是无所谓。工资一百七十块钱，我吃飞行灶三十块钱，我的母亲和爱人是十六块钱伙食费，吃的是小灶。我有两个小孩，还有个弟弟，一个人一月是九块钱吧。一百七十块这么算下来，还有剩余。我另外还给我母亲一个月二十块钱做零用。我母亲喜欢喝点酒，抽香烟。她是资产阶级买办家庭出身嘛，还常买些糖果、巧克力、花生米之类的零食，很会享受生活。我自己一钱都不花，都交给家里，由我母亲当家。
从重庆到北京
1952年民航局开始整编，从空军派来一个处长主持。整编可厉害了，我们在重庆包括正驾驶、副驾驶和飞行报务员一共有六十个飞行人员。正副驾驶三十几个，其中有舒寿祺，飞行报务员有二十几个(6)。整编下来，要去掉四十个人(7)。我也被整下来了。我还算不错，把我调到成都凤凰山空军机场民航电台，当地面报务员。在成都干了半年，大概因为生活习惯问题，工资比较多，思想也没有改造好，我的爱人还穿旗袍、海富绒大衣。我呢，还穿美军制服和原来的飞行制服。空军那些同志看不惯我们，向上面反映以后，就把我调回重庆。
回到重庆已经是1953年3月，从那时一直到1954年1月，天天政治学习，改造思想，交代历史。后来重庆学习队的政委，有这么一句话：你们在重庆学习八个月以后，觉悟提高啦，思想是有所改变，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呢，还要继续学习，现在把你们送到天津民航政学大队，继续改造思想。我在天津一直学习到1956年。经过思想改造，我自己也认为有很大的转变、提高。我个人的历史，不掩饰自己的隐私，完全彻底地向组织交代清楚，得到政学队的肯定。
1956年把我调到中国民航总局建港工程处，参加两个月的土木工程学习。学习完毕，把我派到首都机场，负责土木工程质量管理。名称是质量控制站，实际上是一个小组，我担任控制站站长。从1956年一直干到1957年，这工程就完工了(8)。这期间有两次工作评比，上半年和下半年都给我评先进，发奖。这一年里边，还有个红旗竞赛，我那个组得到头名，得了奖旗一面。
后来民航局要在飞机场建设电台，需要培养一批无线电机械员，所以1957年就把我调到天津民航训练大队，学习无线电机务，学了十个月。反右的时候，我们正在轮训学习，队里没有开展运动。我从来不看报纸，也不谈政治，埋头学习技术业务，学习成绩还可以。到学期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喜欢看报纸，发表言论，讲了些话。结果说他有右派言论，没有给他分配工作，调到上海去养猪。我还不错，1958年首都机场电台建成了，分配到西郊发报台当无线电机务员，负责发报机的维修。
大跃进搞革新创造，我们电台里有一个同志搞技术革新，提高了工作效率，得了革新创新奖。我自己琢磨琢磨，搞了发报机故障自动交换，也给我发了一个合理化建议奖。主机出了故障的时候，它就能一下子把那个交换到备用机器上面，完全自动的，中间不需要人工操作。我还带了徒弟，这些徒弟都是民航学院的大专学生。1959年北京管理局通信科还展开一个六好红旗竞赛，我被评为六好红旗手。通信科有一百七十多个人，红旗手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共产党员。北京航空站里有一个光荣榜，我的相片都登到光荣榜上了。我爱人1958年起在民航子弟小学当老师，教语文和音乐，1960年也被评为先进工作教师。
因为我当了六好红旗手，1960年北京管理局中心发射台的台长吴振声看中了我，要把我调到他的发报台去当值班组长。中心发射台也是发报台，但地位高一点。有三十多个职工，百分之九十几的都是党团员，只有我这么一个党外人士。我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也得到肯定，被评为五好职工。但是我这个人讲话太随便。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在挨饿，我有一天在食堂里边讲：现在这怎么搞的，吃的东西不顶饿，还没到时间肚子就饿了。结果人家就认为我有不满情绪。有一天开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叫我交代思想，问我为什么不满，为什么讲这样的话。我说我的确是肚子饿，就讲出来了。我不低头，那个会就不欢而散。
后来我得肝炎，休息了两礼拜。台长就说，你在这个地方工作太辛苦，就把我调到导航台去了，不用熬夜。导航台是给飞机导航，外面的飞机快到北京机场了，要把导航台打开，引导它过来降落。1961年我到导航台当无线电机械员，63年升任机械师，机械师属于技术干部，行政级别二十级。那个时候开始搞四清运动，民航所有的人通通要接受审查。因为我的岳父母和小舅子都在台湾，结果说我有海外关系，就这样把我清洗出民航(9)。因为我的海外关系，一般都不想接收接收我。没人接收怎么办？只有把我下放去安徽省怀远县县城，一个很小、很穷困的地方。听说还给了钱，人家才肯接收。
1965年下放前摄于北京
(1)1949年11月9日，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合称两航）十二架飞机由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已解放的北京和天津，两航总经理等随行。次日报章刊登了两航在港大部分员工的「起义宣言」。大陆称之为「两航起义」，台称「两航事件」。
(2)1949年两航在港反正员工约二千五百人，次年陆续返回大陆的约一千七百人。见「民航总局党委关于落实两航起义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1980年11月10日。
(3)陆元斌（1917-2009），江苏扬州人。1936年考入中航任报务员，1938年10月秘密加入中共，曾飞越驼峰。返回大陆后曾任民航局机航处飞行报务主任、电信处报务科副科长、通信操作科科长、通信导航处副处长、航行局副局长、航行司顾问等职。
(4)1946年已退役的陈纳德等集资创办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航空运输队，次年改为交通部民航局直辖航空队（简称民航空运队），主要协助救济总署战后运输和承包军用空投。五十年代在台改为民航空运公司，曾和中央情报局合作，六十年代末结束营业。
(5)1950年11月，北返的两航被并入军委民航局，该局行动由空军指挥。1952年民航局改归空军管辖，1954年后虽曾复归国务院和交通部，但仍由空军分工领导。1969年再划归空军，至1980年方完全脱离空军。大陆民航受空军管辖或领导前后长达30年。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民航事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70页。
(6)见本会舒寿祺先生访谈，刊《传记文学》2015年5月号。当时中航飞行人员除在重庆外，尚有在其他各地者。
(7)1952年5月在尚未结束的朝鲜战争影响下，民航局改归空军管辖，按以国防为优先的原则进行整编。其所属工厂、学校等改归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等部门，下属员工人数由7,870人减为2,244人，减少近七成；飞机部分划交空军，由66架减为32架，减少约五成。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民航事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7-48页。
(8)当时因北京西郊机场系军民两用，无法扩充，乃择地另建较大型的民航机场，1954年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北京首都机场于1955年开始建设，次年全面开工，1957年底完工。
(9)当时管辖民航的空军上层多属林彪嫡系，路线偏左。1950年两航在港员工陆续返回大陆的约一千七百人（随行家属约二千五百人），另在大陆留用的员工约一千三百人，合计约三千人，其中大部分被分配在民航局工作。由1952年整编起，民航的原两航人员多被调出或并入其他部门，至1965年仅存586人，1980年九月为416人。见1980年11月10日「民航总局党委关于落实两航起义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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