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基口述 姚楠访问 夏沛然、孔强生整理
下放怀远
1965年8月，我跟我爱人离开北京，到安徽省怀远县国营农机厂去工作。我那两个小孩呢，我的女儿已经在北京一个工厂当工人，就不跟我们下放了。儿子还是高中学生，把学业读完后才离开北京，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落户，1972年不幸去世，我和老伴悲痛欲绝！
本来在离开北京的时候讲好，工资不动，分文不减。可是我那个时候的工资已经减了一半，本来的一百七十块钱，现在剩下七十六块钱了。到了怀远，他们说还要减六块钱的地区差别。那就减吧。我拿七十块，爱人在当地永平小学，拿四十多块钱，两个人一百一十块钱。怀远生活便宜，一斤桂花鱼七毛五分钱，一斤带鱼两毛五分钱。我的工资差不多年年月月都有剩余，就无所谓了。
我到了怀远，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也积极地参加了。因为我会无线电，宣传队把我抽调出来，维修广播器材，跟那些宣传队下乡一个礼拜，宣传文化大革命。到「大鸣大放」，互相写大字报，分成保皇派和造反派两派。因为工人们不会写字，要我替他们写大字报，我这就成了保皇派，造反派对我很有意见。1967年大串联，工厂里面人都跑光了。我出于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去串联，也没有把工作丢开，一个人留在怀远，守住农机厂。我天天值班，按时上班下班，关门关窗，保护了农机厂的产业器材。
1968年，两派回来了，要大联合，一起斗国民党「残渣余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工厂里边就找到四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我，把我定为国民党组长、国际间谍。我机械学校训练班毕业的时候考第一名，学校送给我一张国民党党证。拿了以后，从来没有用过。我要回大陆时，觉得这张东西不能保留，就把它烧了。从香港或海外回来的，就说你是国际间谍；第二个人是一个解放军机关枪班长，在参加解放军以前是一个保长，结果说他是顽保长；第三个人是农机厂厂长，年轻还是学生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这次说他是走资派加三青团团员；第四个人是农机厂的技术员，是国民党机械军官。我们四个人就被纠出来批斗，变成了反革命，让我们这几个人下车间监督劳动。我开始是在铸工车间里烧大炉。大炉很热，我把衣服都脱光，用铁锹把煤一铲铲地送炉里烧。后来负责打磨拖拉机的犁尖。打磨的时候有很多灰沙，鼻子、脸啊，浑身都是，其他工人一样。我挺喜欢动脑子，有技术，后来就搞技术革新，用一个吸尘器，把打磨的灰沙一下吸到外边去，我们脸上就不用沾灰了，工人们非常欢迎。劳动一年，调查我的历史，没问题啊，就把我解放了。其他那几个人也都没问题，该当厂长还当厂长，解放军班长还当炊事员，国民党军官还当技术员。
从1970年开始，我就当厂部的检验员，后来当了厂部质量技术副组长，实际上是副科长，组长是厂长。从1973年到1983年，我被评了十年的先进工作者。
1979年两航起义人员得到平反昭雪。1981年民航局派人给我送来一个两航起义证书(1)。1982年起我当了怀远县政协委员，而且选我作常委。1983年怀远县合并到蚌埠市，我又被推选参加蚌埠市的政协和怀远县的人大。
1983年，我满60岁了。我的爱人在小学当教导主任，还不能退休，我为了等她，在农机厂多干了一年，就是多贡献一年，没有多拿一分钱。1984年，我们两个人从安徽退休，回北京定居。这时按照党的有关政策，恢复了我们的北京户口，并且民航局也给我分配到一套两居室六十平米的宿舍。工资方面也恢复到我当年评定的工资标准，我拿到一百四十多块，我的爱人拿五十多块，两个人工资相当多了。1987年我参加了北京两航联谊会，当选为理事，后来被选为监事，一直到2012年联谊会结束。
感恩报恩
我这一生多次大难不死，要感恩的人第一个是在小河里游水时救我一命的Ernest Wu。第二个是唐天成，他在桂林不仅救了我，还给我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第三个要感恩的是李太太。当我在桂林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候，她让我在他们家又吃又住三个月，帮我渡过难关，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一直叫她李太太，不知道她的姓名。第四个恩人是在桂林免费给我看病的王谷夫大夫。我离开桂林的时候去跟他告别，看见他躺在床上，脸色很不好，病得很重，好像生的是肺病。我永远都记得他。我还感谢给我打针的护士徐汝云。她说她的男朋友在成都华西大学上学，拜托我给她带一件毛线衣送给男朋友。我把它送到了。
我最遗憾的，是没办法报答他们的大恩。我50年从香港回来以后，Ernest Wu去了美国，五十多岁就脑溢血什么的去世了。唐天成后来到了云南，在东方语言学校学习，毕业后进了昆明西南联大(2)。抗战胜利后我到了福州，就和他失去了联系。以后我托在香港的亲戚打听，我到了香港也打听，都没打听到他。我非常难受。
1944年我在空军的时候，接到李太太寄给我的一封信。她说日本鬼子马上就要进攻桂林，现在桂林很乱，需要路费，叫我尽量给她寄点钱。我马上通过邮局把我整个月的工资全给她汇过去，可是不知道她到底收到没有。后来我到了昆明，有一天看见李中奎的弟弟，他在一个西南报馆工作。我就问他：你怎么到了昆明了？你的嫂嫂呢？你的哥哥呢？他们一家怎么样啊？他的弟弟低着头，不愿讲话，想要哭。那我看他很痛苦的样子，就明白他的哥哥一家都遇难了。到底怎么遇难的，我不能再追问下去，就无从打探了。我非常难过。
我不能报答我的救命恩人，以后遇到有困难的人，就尽我的力量去帮助他，多做好事，回报社会。十年前汶川大地震，不久印度尼西亚海啸，我捐了钱。昆明驼峰飞行纪念碑、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募捐，我都尽力捐了钱。
前几年我给民航博物馆（属民航局，在北京首都机场）捐了我飞行时穿的皮夹克、用的太阳眼镜、放资料的飞行公文包、放衣服的行李包，还有美制手电筒、闹钟，香港飞行学校毕业时发的飞行胸章，我和我爱人后来的奖状、奖章等，有好几十件东西。我的飞行数据、耳机、氧气面罩，52年停飞的时候都在重庆被民航局西南管理处收回去了。
晚年生活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赶上了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好时代，跟我爱人在北京，生活非常幸福安定。她在2008年离开了，享年79岁。我一直到中年都喜欢打球、游泳，是民航局的体育代表队队员。今年96岁了，身体健康，没有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今天早上还自己骑着单车去买包子。
2016年家人为徐先生（右二）庆生
我女儿今年71岁，外孙女四十多岁，外重孙12岁，四代同堂。女儿和女婿2008年起每年都要到海南三亚去避寒，也把我带去过冬，到第二年4月回到北京。家庭和睦，小辈孝顺。我现在觉得非常地幸福，非常地开心，非常地满意，太知足，太知足。
(1)1979年3月16日民航总局发布「关于对『两航』人员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通知」，为两航人员平反。1980年该局11月10日的「关于落实两航起义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2月16日同意转发，将该平反决定通报全国，并颁发该证书。见《两航员工爱国起义壮举》（北京：《当代中国民航事业》编辑部编印，1987）35-39页。
(2)据西南联大学生名册，唐天成1944年入读哲学心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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