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II)

刚开始．飞虎队驾驶的是P-40战斗机。它的性能和速度要胜过日机。陈纳德向飞虎队队员传授了攻击日机的技巧。P-40升空后，日军战斗机很难击落它。大多数P-40战斗机都坠毁在缅北战场。那里的防空警报系统不完善，日机有时会趁P-40战斗机起飞前悄然来犯，这样，地面上的飞机就会被炸毁。

1941年，正当我们这些翻译人员受训之际，日军轰炸了珍珠港，美国随即对日宣战。中国政府要求美国人派遣空军来华，以替换飞虎队。之后，美国第14陆军航空兵来到中国，中美两国飞行员组建了联合空军。陈纳德担任了联合空军的领导职务．所以他们后来也自称“飞虎队”。但他们不像我，没有“飞虎队”的徽章。

飞虎队总部后来从昆明迁到重庆。我在空军一年的自愿服务期已满。当时，我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在空军待着，要么回学校继续上学。我选择了后者。但学校不同意我回到原来的年级上课。我不得不补上过去一年没有上的所有课程，晚一年才毕业。

1944年，我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就考进重庆新闻学院，我将另起一章讲述重庆新闻学院的故事，让我先讲完和飞虎队相关的故事。

多年后，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当研究员兼馆长时，我当年在飞虎队的顶头上司舒伯炎上校来到加州旧金山。1958年，陈纳德上校去世。我问舒是否认识陈纳德夫人，他回答说认识。事实上，陈夫人当年作为报社记者，曾经采访过陈纳德。采访就在陈纳德的办公室里进行，舒上校当时也在场，随时准备提供协助。

我请舒上校帮我一个忙，给陈夫人写封信，让她把陈纳德的个人档案交给胡佛研究所保管。他同意了。

陈夫人的回信直接寄给了我。她在信里说，无法提供陈纳德的档案，因为西点军校和美国国家档案馆此前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胡佛研究所和上述两所机构相比，当时只能排第三。收信后，我立即给陈夫人回复，告诉她，我有三个很好的理由要得到陈纳德的个人档案。

首先，我当过陈纳德的译电员，帮他译码和编码了很多来往的电报。他的档案也是我的档案。我会很好地保管它。

其次，保管档案的目的是为了让学者和研究人员能够接触到它，写本好书，或完成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作为军事院校，学者和研究人员不容易接触到西点的图书馆，陈纳德的档案也就难以物尽其用。国家档案馆馆藏丰富，个人档案只能湮没在其中。我没明说的是，和保管在那里的许多要人的档案相比，陈纳德的档案只能算沧海一粟。

第三个理由最重要。陈纳德的政治对手是维内加·乔，即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史迪威将军的档案在胡佛研究所。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西奥多·哈罗德·怀特）正是利用史迪威的档案编写了一本畅销书、书名就叫《史迪威文件》。陈纳德在那本书里的形象并不是很正面。修正陈纳德在历史中的形象很重要，陈纳德的夫人有义务这么做。我告诉她，如果她把陈纳德的档案交给我，我会把它放在史迪威档案旁边，让学者和研究人员了解他俩的观点。史迪威的观点会被修正，陈纳德的立场也会被人们理解和认知。

过了几天，我接到陈纳德夫人的电话。她告诉我，会在某一天坐某个时刻的航班，亲自把她丈夫的档案捎给我。她要我到旧金山机场接机。几天后，胡佛研究所召开了记者会，宣布接管陈纳德的档案。从那以后，每年第一个给我寄新年贺卡的就是陈纳德夫人，她的名字叫陈香梅。

上一页 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