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为民国北京政府设计的政治改革方案 ——侧重于其政治学思想的研究
作者：程飞扬

指导教师：孙宏云教授

【摘要】1913年6月，北京政府外聘的宪法顾问古德诺第一次来华不久，就提出了中国应该实行美国式总统制的意见。此后他又进而提出中国应该实行集权式的总统制。1914年初，古德诺开始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诸多建议，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改革。在1915年5月，古德诺在《中国的改革》一文中系统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方案：实现集权式总统制，再经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缓慢改革，逐步过渡到代议制。古德诺提出的这套方案具有逐渐深入、渐成系统和保守改革等特点，是根据中国国情结合政治学的学理提出的，与他的政治学思想主张一脉相承。集权式总统制改革的建议被袁世凯付诸实践，但最终走向了失败。而后续的政治改革建议仍是一纸蓝图，没有被实践。

国立中山大学党化教育述论（1924—1927）
作者：冯冰儿

指导老师：谷小水副教授

【摘要】：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肇始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推广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中山大学是国民政府在高校推行党化教育的滥觞之地和试验田，该校党化教育的建设，与广州国民政府党化教育政策的成熟、完善密不可分，相辅相成。1924年2月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后，在校长邹鲁的主持下，对革命和党义的宣传教化秉持“感化主义”的柔性立场。随着共产党人在该校影响力的扩大，国民政府批评国立广东大学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党和政府的需要，于1926年10月派员查办整顿。在此次风潮中，“感化主义”成为攻击的标靶，随后为党化教育方针所取代。1926年3—10月，国立中山大学因派系纷争，有关教育党化的规划变动频繁，大体止于小范围试验。同年10月戴季陶出任校长，国民党中央在该校设立政治训育部，负责组织实施党化教育在全校的推广，国立中山大学党化教育的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从1926年10月到次年6月党化教育的运作及其特点看，国立中山大学的党化教育建设，显然深受苏联经验及国民革命运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重视民众动员、注重宣传以及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政治训练等。总体来看，其设计较为宏大、周详，但在动员和影响学生方面，成效并不显著。

“解放”的概念史考察（1880s—1920s）
硕 士 生：罗玉池

指导教师：吴义雄教授

【摘要】：晚清以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全方位剧变对新语词和新概念的创生不仅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土壤，“解放”作为近代乃至当代政治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也在此背景下获得了内涵的扩展与变迁。清末本土社会发生的女子缠足“解放”运动与西学东渐下域外语境的传入，让这个在中国传统典籍中表示单纯物理意义的单字组合，开始与“自由”、“革命”、“强国”等抽象意义有所牵连，为其之后的意涵扩展奠定了基础。
    五四时期，“解放”开始成为彼时舆论界的流行词之一，其内涵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丰富。围绕此时期“解放”的焦点议题——妇女解放——的各方讨论，我们可以窥得此时期的“解放”背后两种相互冲突但尚且共存的逻辑：一种是以个体的“人”作为目标的“解放”，其将找回“人”的“人格”或“自由意志”作为“解放”的根本目的；另一种则将“社会”作为“解放”的归宿，其支持者认为，“人”是在“社会”中才能获得意义，而真正的“解放”便是打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中，“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革命便为一个可能的选择。尽管此时的知识分子们多已将“解放”视为值得追求的社会理想，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解放”在其日常生活经验里仍与穿衣、举止或是婚恋关系更为相关。因此，对于“解放”的态度在这二者之间还尚未统一，前者的热切鼓吹，和后者的疑惧贬损，同时存在于此时的舆论空间。
    伴随“国民革命”的展开，“民族解放”成为国共双方的政治纲领中的共同目标，“解放”也在此过程中成为时代的焦点。不过，从纲领诞生之初，共产主义者就通过对“民族解放”中的关键概念“帝国主义”的解释，率先把握住了对“民族解放”的主导权，并将其逐步纳入共产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民族解放”开始逐渐与“阶级革命”与“工农联盟”运动并行乃至等同。而民众在接纳“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也悄然接纳了被重新诠释的“解放”意涵。阶级话语下的“解放”也渐渐影响到“解放”所关联的其他议题，如前文有论的“妇女解放”在此时也被“阶级”话语下的“解放”重新诠释，开始摒弃之于“个人”的逻辑，全面拥抱之于“社会”的路径。在此阶段，“解放”的“正当性”也开始在不同阶层获得共识，成为时人心中共同的光明未来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