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歲月：徐承基先生口述訪談(六）
徐承基口述 姚楠訪問 夏沛然、孔強生整理
下放懷遠
1965年8月，我跟我愛人離開北京，到安徽省懷遠縣國營農機廠去工作。我那兩個小孩呢，我的女兒已經在北京一個工廠當工人，就不跟我們下放了。兒子還是高中學生，把學業讀完後才離開北京，去黑龍江建設兵團落戶，1972年不幸去世，我和老伴悲痛欲絕！
本來在離開北京的時候講好，工資不動，分文不減。可是我那個時候的工資已經減了一半，本來的一百七十塊錢，現在剩下七十六塊錢了。到了懷遠，他們說還要減六塊錢的地區差別。那就減吧。我拿七十塊，愛人在當地永平小學，拿四十多塊錢，兩個人一百一十塊錢。懷遠生活便宜，一斤桂花魚七毛五分錢，一斤帶魚兩毛五分錢。我的工資差不多年年月月都有剩餘，就無所謂了。
我到了懷遠，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我也積極地參加了。因為我會無線電，宣傳隊把我抽調出來，維修廣播器材，跟那些宣傳隊下鄉一個禮拜，宣傳文化大革命。到「大鳴大放」，互相寫大字報，分成保皇派和造反派兩派。因為工人們不會寫字，要我替他們寫大字報，我這就成了保皇派，造反派對我很有意見。1967年大串聯，工廠裡面人都跑光了。我出於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不去串聯，也沒有把工作丟開，一個人留在懷遠，守住農機廠。我天天值班，按時上班下班，關門關窗，保護了農機廠的產業器材。
1968年，兩派回來了，要大聯合，一起鬥國民黨「殘渣餘孽」，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們工廠裡邊就找到四個目標：第一個目標就是我，把我定為國民黨組長、國際間諜。我機械學校訓練班畢業的時候考第一名，學校送給我一張國民黨黨證。拿了以後，從來沒有用過。我要回大陸時，覺得這張東西不能保留，就把它燒了。從香港或海外回來的，就說你是國際間諜；第二個人是一個解放軍機關槍班長，在參加解放軍以前是一個保長，結果說他是頑保長；第三個人是農機廠廠長，年輕還是學生的時候參加過三青團，這次說他是走資派加三青團團員；第四個人是農機廠的技術員，是國民黨機械軍官。我們四個人就被糾出來批鬥，變成了反革命，讓我們這幾個人下車間監督勞動。我開始是在鑄工車間裡燒大爐。大爐很熱，我把衣服都脫光，用鐵鍬把煤一鏟鏟地送爐裡燒。後來負責打磨拖拉機的犁尖。打磨的時候有很多灰沙，鼻子、臉啊，渾身都是，其他工人一樣。我挺喜歡動腦子，有技術，後來就搞技術革新，用一個吸塵器，把打磨的灰沙一下吸到外邊去，我們臉上就不用沾灰了，工人們非常歡迎。勞動一年，調查我的歷史，沒問題啊，就把我解放了。其他那幾個人也都沒問題，該當廠長還當廠長，解放軍班長還當炊事員，國民黨軍官還當技術員。
從1970年開始，我就當廠部的檢驗員，後來當了廠部質量技術副組長，實際上是副科長，組長是廠長。從1973年到1983年，我被評了十年的先進工作者。
1979年兩航起義人員得到平反昭雪。1981年民航局派人給我送來一個兩航起義證書(1)。1982年起我當了懷遠縣政協委員，而且選我作常委。1983年懷遠縣合併到蚌埠市，我又被推選參加蚌埠市的政協和懷遠縣的人大。
1983年，我滿60歲了。我的愛人在小學當教導主任，還不能退休，我為了等她，在農機廠多幹了一年，就是多貢獻一年，沒有多拿一分錢。1984年，我們兩個人從安徽退休，回北京定居。這時按照黨的有關政策，恢復了我們的北京戶口，並且民航局也給我分配到一套兩居室六十平米的宿舍。工資方面也恢復到我當年評定的工資標準，我拿到一百四十多塊，我的愛人拿五十多塊，兩個人工資相當多了。1987年我參加了北京兩航聯誼會，當選為理事，後來被選為監事，一直到2012年聯誼會結束。
感恩報恩
我這一生多次大難不死，要感恩的人第一個是在小河裡游水時救我一命的Ernest Wu。第二個是唐天成，他在桂林不僅救了我，還給我錢，給了我第二次生命。第三個要感恩的是李太太。當我在桂林生活非常困難的時候，她讓我在他們家又吃又住三個月，幫我渡過難關，我永遠不會忘記。我一直叫她李太太，不知道她的姓名。第四個恩人是在桂林免費給我看病的王谷夫大夫。我離開桂林的時候去跟他告別，看見他躺在床上，臉色很不好，病得很重，好像生的是肺病。我永遠都記得他。我還感謝給我打針的護士徐汝雲。她說她的男朋友在成都華西大學上學，拜託我給她帶一件毛線衣送給男朋友。我把它送到了。
我最遺憾的，是沒辦法報答他們的大恩。我50年從香港回來以後，Ernest Wu去了美國，五十多歲就腦溢血什麼的去世了。唐天成後來到了雲南，在東方語言學校學習，畢業後進了昆明西南聯大(2)。抗戰勝利後我到了福州，就和他失去了聯繫。以後我託在香港的親戚打聽，我到了香港也打聽，都沒打聽到他。我非常難受。
1944年我在空軍的時候，接到李太太寄給我的一封信。她說日本鬼子馬上就要進攻桂林，現在桂林很亂，需要路費，叫我盡量給她寄點錢。我馬上通過郵局把我整個月的工資全給她匯過去，可是不知道她到底收到沒有。後來我到了昆明，有一天看見李中奎的弟弟，他在一個西南報館工作。我就問他：你怎麼到了昆明了？你的嫂嫂呢？你的哥哥呢？他們一家怎麼樣啊？他的弟弟低著頭，不願講話，想要哭。那我看他很痛苦的樣子，就明白他的哥哥一家都遇難了。到底怎麼遇難的，我不能再追問下去，就無從打探了。我非常難過。
我不能報答我的救命恩人，以後遇到有困難的人，就盡我的力量去幫助他，多做好事，回報社會。十年前汶川大地震，不久印度尼西亞海嘯，我捐了錢。昆明駝峰飛行紀念碑、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募捐，我都盡力捐了錢。
前幾年我給民航博物館（屬民航局，在北京首都機場）捐了我飛行時穿的皮夾克、用的太陽眼鏡、放資料的飛行公文包、放衣服的行李包，還有美製手電筒、鬧鐘，香港飛行學校畢業時發的飛行胸章，我和我愛人後來的獎狀、獎章等，有好幾十件東西。我的飛行資料、耳機、氧氣面罩，52年停飛的時候都在重慶被民航局西南管理處收回去了。
晚年生活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趕上了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的好時代，跟我愛人在北京，生活非常幸福安定。她在2008年離開了，享年79歲。我一直到中年都喜歡打球、游泳，是民航局的體育代表隊隊員。今年96歲了，身體健康，沒有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今天早上還自己騎著單車去買包子。
2016年家人為徐先生（右二）慶生
我女兒今年71歲，外孫女四十多歲，外重孫12歲，四代同堂。女兒和女婿2008年起每年都要到海南三亞去避寒，也把我帶去過冬，到第二年4月回到北京。家庭和睦，小輩孝順。我現在覺得非常地幸福，非常地開心，非常地滿意，太知足，太知足。
(1)1979年3月16日民航總局發佈「關於對『兩航』人員認真落實黨的政策的通知」，為兩航人員平反。1980年該局11月10日的「關於落實兩航起義人員政策的請示報告」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於12月16日同意轉發，將該平反決定通報全國，并頒發該證書。見《兩航員工愛國起義壯舉》（北京：《當代中國民航事業》編輯部編印，1987）35-39頁。
(2)據西南聯大學生名冊，唐天成1944年入讀哲學心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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