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和女士 口述 姚楠 訪問 吳章铨 孔強生 整理
北歸以後
他們在香港也住過，後來從香港起義回來的嘛。他原來所有的家產全都運到臺灣去了，說回來就一個空身帶著家眷就來了。他為什麼會參與兩航起義，然後回來大陸？他沒怎麼跟我說過。當時他就是覺得兩航在那邊光景不好，好像沒有什麼前途，應該回到大陸來，這是大勢所趨。而且當時也是有好多地下黨在香港做工作。
他們從香港回到大陸，先回到天津，住在睦南道121號。我就生在天津，在那住過十個月，就搬到北京來了。
父親起義回來之後，因為他是在民航裏頭算是比較優秀的，在總局是航務處航務科領航主任。然後一直也是空勤，在飛行大隊、專業和航攝大隊(1)，都是做領航主任。他幹的事我知道的有西南西北視察森林（1953年）(2)；進行空中石油探測（1957年左右），他領航探測了塔里木盆地等油田(3)。那時候領航好像就是用羅盤儀，也沒有什麼先進的儀器，我看見的只有計算尺，是挺困難和危險的。
王鶴年先生曾使用的計算尺等部分工具
後來因為我姑姑得了肺結核，當時北京治不了，國內也治不了，就去香港治病。治好了留在香港，做服裝設計師。因為有海外關係這個緣故，我爸就被停飛了。他停飛後去了航校教書，有廣西柳州的第四航校、四川廣漢的第十四航校(4)。
王先生（前排右二）在廣西柳州第四航校合照
停飛之後他和楊宏量伯伯等幾個民航的老朋友(5)，一起在杭州翻譯了《美國空軍領航學》（1961）(6)。非常厚的一本英文書。我就記得我很小的時候看到過他有好多那種油印草稿，像現在A3這麼大開，一面有字，一面沒字，很毛糙，我爸就拿來給我哥當算術草稿紙了。
北京舊友
我們從天津來北京之後一直住在東四十二條的一個四合院裏頭，中航公司劉敬宜總經理夫人的姐姐是我們的房東。所以那個院子裏住的房客，都是兩航的人。潘國定跟我們住對面兒，我們住東屋，他住西屋，住了五、六年，結婚以後才搬出去。潘伯伯我們小時候跟他特別熟（7）。他喜歡照像，有個蔡司相機和當時很少見的彩色膠捲，家裏墻上都是五顏六色的照片。我唸的小學就是離家很近的十二條小學，中學是五中。都不是民航子弟學校。
幼時的王中和女士，潘國定拍攝
爸爸和潘國定伯伯那些人都是好朋友，潘伯伯說他了不起。當時民航局在東單，爸爸他們辦公都在那兒。東安市場裏面有家吉士林（著名西餐廳），天天吃午飯都跑去那，經常是潘伯伯請客。
楊宏量伯伯也是搞領航的，原來也住在我們的院子裏。後來楊伯伯搬去民航宿舍了，有時候也會來找我爸，他們在一起一般談的都是業務上的事。那時候我小，不大關心他們說什麼。他們關係非常好。金煥章伯伯住在離我們家二、三站路的地方(8)。
1959年頒發的兩航起義10週年紀念章
文革
在文革前，64年吧，他到河南靈堡縣參加「四清」(9)。靈堡是個特別窮的地方。他們吃飯是派飯，比如說今天派到哪個農民家裏，你就在那家吃飯。農民特別尊重他們這些下去「四清」的幹部，把他們自己平時根本捨不得吃的東西做給幹部吃。他那天到那個老鄉家去，老農做了一碗麵條給他吃。他們農村屋裏只有那個炕，一個窗戶。下完了麵，就從那個窗戶，遞到窗臺上，你在這屋裏炕上接過來吃。可是他這家裏有一個小孫子，特別小，這小孩兒穿個兜兜，光著個屁股，正好站在那，看到那麵碗兒挺好的，一泡尿就撒到那碗裏了。當時這家人沒看見這小孩撒尿，爸爸看見了。人家真是這一年都捨不得吃的這好東西給你做了，是不是？我爸就把這碗麵，連著小孩的尿啊，一塊都吃了。後來他說，童子尿還是一味藥呢。
後來文化大革命他被監督下放，在那放牛。他特別同情當地農村的那些人，他們特別貧苦。他跟我講，跟他一起放牛的有一個叫「小核桃」的。我爸爸當時穿的是那種藍色布的幹部服，有四個兜。那小孩家特別窮，窮得那褲子的屁股上也是洞。我爸就把一條他自己的褲子給了他。可是那小核桃捨不得穿，就又還給爸爸了，還是穿破褲子。我爸爸就想給他縫一縫，沒有布啊。他就把那個衣服上的下面兩個兜給拆下來，利用放牛的時間，叫那小孩脫褲子下來，把這兩個兜給他縫在屁股上，就不露著了。這個小男孩兒特別感激我爸爸，等到爸爸走的時候，他窮啊，家裏什麼也沒有，就抓了兩把核桃，要塞給我爸。他那個藍色衣服四個兜兒，兩個拆下去之後，有兩個兜印兒。別的地兒都曬白了，這兩個兜印兒還是原來的藍色，這小男孩也沒注意，就拿著這核桃想往他兜裏塞，發現這兩個兜沒了，原來是給他補在屁股上。後來我爸回來跟我講這故事,哎呀，我真挺感動。爸爸就是這麼一個人，非常同情那些受苦的人。
文革的時候他在四川航校。航校把他們這一夥人都定義成「七三一」冤案（即所謂「以潘國定、陳達禮為首的陰謀駕機叛國投敵反革命集團」案）的參與者(10)。就關起來了審。不是那麼回事兒啊，他不承認。就打，把耳朵打得都變形了，一隻耳朵失聰了。關押和監督勞動了五、六年吧，才被批准回家探親。當時政策還沒落實啊，他雖然是可以回家了，但是案子還沒有撤銷，就說他不是主謀，可能屬於協同，沒有徹底平反。
他回北京之後，我也從東北兵團回來探親。他在飛行的時候很少在家，做地勤的時候也一直在外邊，經常不在家的。我跟父親本來就是小時候一年才見一次，這一下子又六年沒見，看著爸爸真是像陌生人似的，他變得特別老，特別憔悴。
我媽媽1973年半身不遂。當時我在東北，哥哥當時也是因為我父親的問題，全家都在湖北。他1963年考取了大連海運學院，畢業分到長航宜昌船廠當鉗工去了。當鉗工很辛苦，震得那虎口全是血口。等到爸爸從牛棚裏放出來，才走到技術崗位上去。當時母親六十多歲了，只有一個姥姥在身邊，也七、八十歲了，家裏邊沒人照顧。姥姥是我家原來的保姆，沒有家人。把我從東北按困退調回來北京了，把我父親也從四川那邊借調到北京民航總局。
我爸爸剛起義回來時工資據他說是一等二級，370元，後來每次調薪都是下減，到去世前只有140元。文革中曾停發、少發工資，生活受到影響，全靠我家姥姥接濟一陣，渡過難關。
他不太喜歡拍照，但是我家裏有那麼一些香港的舊照片，文化大革命中都銷毀了。因為好多是朋友一起照的相，其中有些兩航的文革都被牽出來批鬥了。
(1)當時民航分為專業航空（現改稱通用航空，general aviation）、航運、專機三類。1953年民航局飛行大隊三中隊成立，陳達禮任中隊長，工作人員多為兩航舊人，負責航攝、勘探、滅火救災等專業飛行。該中隊後擴改為專業大隊、航攝大隊。
(2)1953年9月至11月民航應林業部門要求，北京號機組（成員有駕駛潘國定、副駕駛邊任耕、領航王鶴年、報務陸元斌等）以昆明、成都、蘭州為基地，飛行視察西南和西北數省的森林七十多萬平方公里。當時估稱「如進行地面調查，需要一百多個技術人員，花上五十多年時間。而用飛機進行視察，僅動用十幾個人，花了兩個月時間就完成了。」陸元斌〈記建國初期的一次森林視察飛行任務〉，中國民航史料編輯部編《中國民航史料通訊》69期。
(3)1956年民航與地質部合作，派遣專業隊327機組（機長馬豫，領航先後有楊宏量、王鶴年等），費時七年，在全國勘探發現了東北、渤海、華北、華中、南疆等多處油田，打破了中國是「貧油國」的舊論，中國由石油幾乎完全依賴輸入變為基本自給。楊宏量〈記327機組參加航空石油普查〉，《中國民航史料通訊》44期；本會馬豫先生訪談（孔強生、張慧真訪問，孔強生整理），《傳記文學》2013 年5月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4)1950年起，第一至第三民航學校先後在重慶、上海、天津成立，不久學校被撥交空軍等，脫離民航。1956年解放軍第十四航校（49年起至改革開放前，民航長期歸空軍領導或共管，故名）在四川新津成立，培養民航人員。大躍進期間民航再度增設多所院校，如1958年底在天津設立高級航校，在成都、柳州成立第三、第四航校，1960年在北京成立民航學院。是年14航校空勤部分遷往四川廣漢，仍留在新津的地勤部分改為成都民航機械學校。1963年各校空勤合併為四川廣漢民航高級航校，地勤併為天津民航機械專科學校十四航校即今中國民用航空飛行學院，規模現居全球第一，中國民航的飛行人員大多畢業於該校；天津民航機械專科學校後易名為中國民用航空專科學校、中國民用航空學院，2006年改為中國民航大學。
(5)楊宏量（1919-2010），湖南長沙人，空軍官校十三期肆業，領航五期畢業，曾留美學習領航。1947年加入中航，1949年11月參加北飛，後在民航局機航處、航行處、第十四航校、民航總局航行情報室等部門任職。
(6)是書由王鶴年任主譯、審譯、主編，楊宏量組織編譯，仇啟迪、關肇宏等八人參加，分上、中、下三冊，費時一年完成。楊宏量〈記兩航起義飛行人員的貢獻〉，北京兩航人員聯誼會編印《聯誼通訊》第89期。
(7)潘國定（Gordon K. T. Poon，1915-1999），出生於香港，父為殷商。曾就讀於香港西南中學、上海大夏大學，後赴美習航空。回國後加入中航，飛越駝峰，勝利後轉入央航，以飛行技術精湛聞名。1949年11月駕機北飛，後曾任民航局機航處總飛機師、航行處飛行技術主任檢查員等職。
(8)金煥章（1920-2010），江蘇江陰人，1940年青島海軍學校第五屆航海乙班畢業，後改入空軍，曾留美學習領航。1947年加入中航，兩航起義後北返，曾在第十四航校等處任職，文革後在北京民航總局工作。
(9)「四清」即1963至1966年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在農村「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後擴大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被認為是文革的前奏。
(10)該案於1967年7月31日立案，故又名「七三一」案件。這個冤案歷時多年，株連全國各地兩航等起義人員及家屬百餘人，致張家驊、周訓典二人死亡，陳達禮等多人傷殘。可參考本會〈駝峰勇士：我的父親陳達禮〉訪談（陳紹曾口述、孔強生訪問整理），刊《傳記文學》2017年七月號， 36-37頁。
未經本會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