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歲月：徐承基先生口述訪談(四）
徐承基口述 姚楠訪問 夏沛然、孔強生整理
勝利以後
抗戰勝利後，沿海的地方都收復了，中航就一個個派電臺。十一月我被派到福州去建立一個電臺。那架飛機裝滿了電臺的器材，駕駛員是一個美國人，除了我還有一個以後安裝電臺的無線電機械員。我們當天從四川先飛到上海。
到了上海已經很晚了，大概十一點鐘左右。我坐了一個黃包車到家裡。半夜敲門，問誰啊？我說：「我啊！我是Johnny！」。家裡的人啊，沒想到我回來。Johnny回來啦！整家人啊，都醒了，高興得不得了。
我們家那個時候已經破落得不得了。41年底日本佔領了上海租界，後來我父親沒有工作了，全家人都出來打工。我們原來是住三層樓的房子，那麼把這個房子的一層樓、二層樓、亭子間通通都租出去，全家十幾個人都擠在上面三層樓，都是睡在地下。我回家一看，面目全非，這麼艱苦。我離開的時候我的外婆、三婆，我外公的第三個太太，還有祖母、姑母都還活著，後來這麼困難，年紀大了禁不起，那些老人通通都走了。
大家團圓很高興，從十二點鐘一直講到第二天的四點鐘，天還沒亮，我就又要離開家裡了。六點在上海天潼路北四川路郵局（淪陷前中航上海總部所在地）集合，汽車把我們接到飛機場，飛到福州。
飛機大概三個小時以後就到福州。這是勝利以後第一架中國飛機在福州機場降落。降落之後，機場附近所有的人都來看。他們都非常好，當地的農民幫助我們把飛機上那些器材都卸下來。消息傳到城裡去，哎喲不得了，中國第一架飛機來了！城裡人也都來看。從飛機場出來到市區只有幾公里。
第二天上午來了四個人看飛機，裡邊有其中一個女學生，十六歲，叫容靜明，就是我後來的妻子。她來了以後很高興，在我那架飛機裡邊呆了非常久，還照相留念。後來文化大革命要保命，我把那張和飛行、我外公、我母親這些可能有危險的照片，通通燒掉了。
一個多月以後，有一天我從飛機場出來到市區，遇到一個來飛機場參觀過的同鄉馮先生，他硬把我拉到容靜明的家裡。容小姐家裡有爸爸、媽媽、哥哥、妹妹、弟弟，還有祖母，在當地是個比較富裕的家庭。她的父親容文幹大學畢業，是鹽務局的局長，以後被派到台灣的鹽務局擔任主任。後來，容小姐就來看我，還要借書。這樣借書還書，經常來來往往，就有了感情。
46、47這二年我都在福州。當時福州機場沒有電，我們要有自己的發電機。電臺開始只有我和管發電機的機務員二個人，好幾個月以後才派了三十多歲的老資格報務員陳實炘來當臺長，過了一年又派了一個報務員林恒(1)。中航福州辦事處管賣票，林處長的英文不好，開始幾個月我還幫他譯稿。當時電報都用英文，而且用縮寫。
電臺在機場一座洋房的二樓，傍邊就是我的宿舍。開始比較簡陋，沒有候機室，旅客來了就在樓下等飛機，沒有座椅，他們經常到樓上我的電臺串門問航班的情況，海關檢查人員還常常到我的房間休息。我離開福州以後才在樓下一樓開設候機室。我和容靜明1947年2月在福州敘春園舉辦婚宴，第一個女兒徐潔欣1948年1月出生。
1947年12月我調到上海，在那裡當了四個月的報務員。上海是中航的基地。我們訓練班十個同學當時還沒畢業就簽了飛行合同，講清楚至少要飛一年，一畢業的時候就等待上天。第一個上飛機的是楊其達，抗戰勝利後飛機出事了。第二個是孫伯英，第三個是張沛然，我是第四個，四八年四月份飛的，上飛機前又重新檢查了身體。羅裕餘、張瑞良六月份飛。接著是霍熒晨、羅少剛、卞文鈞、莫華煦，一個一個，到十月份十個全飛了。
飛行報務員管飛機上的收報發報，是飛機的眼睛和耳朵。我們歸OD（Operations Department，機航組）管轄。羅昭明，Joe Loh，是飛行報務主任(3)。我從地面改為飛行時向他報到，他安排我去辦手續，領文件、耳機、飛行服等，之後我就沒見過他。
平時每天的任務都是dispatcher（簽派員）按單子決定分配，安排誰是機長，誰是副機長，誰是飛行報務員，不是固定的。簽派員權很大。我和他不見面，打電話和他聯繫，問他安排我飛哪裡，公司就派汽車來接我。飛完了回家休息一天，然後第二天又繼續出去飛，周而復始。
中航在上海的地勤人員有公司宿舍。飛行人員有錢，不需要公司照顧，就分散住在自己家裡。當時我家裡已經非常破落，我就一個月花20塊大洋，住在市中心的滄州飯店（八十年代被拆除，現錦滄文華大酒店原址），裡面有衛生間，有花園。我們的一些飛行報務員同事都住在那地方，汽車接送很方便。
死裡逃生
我這一生曾經好幾次死裡逃生。第一次是在上海唸書的時候，那年我高中一年級，夏天放暑假了，就去游泳。我小時候身體不好，但從小就喜歡各種運動。在上海市區裡面游泳很貴的，要一塊銀元啊。我們就約了幾個年齡差不多的好朋友，都是十七八歲，乾脆坐公交車，一起到郊區一條大概有二十五米寬的小河去游。我總共學了大概二次，到第三次的時候我就帶了個籃球的球膽，打氣以後做救生圈。那天我們游了以後，他們上來在個小樹林休息，我把那個籃球膽抱到胸口那邊，一個人跳到深水裡面去了。沒想到一跳下去以後，籃球膽阻力挺大的，砰一下離開我的身體，我手足無措，呼一下就沉到水裡去了，差點溺水身亡。一個姓吳的鄰居和好朋友Ernest水性比較好，把我救了起來。
還有一次是從成都空軍機械學校畢業後，坐軍用卡車到雲南昆明，再到霑益。路過貴州威寧，汽車從山上下來穿拐路。到最後一拐，剎車剎不住，一直沖下去，馬上要撞山了。那一天開車的是個副駕駛，他一慌，把那個左轉打得太狠了，結果這個車一下子從公路上就翻過來到有一丈多深的田裡面去了。車上一共大概坐了有十幾個人，我們三個，兩個空軍軍官學校的學生，其他是司機掙外快在路上拉的客人。車已經離開公路、那沒摔下去的時候，我一看不得了，就縱身一跳，兩條腿一下子就扎在田裡去，人繼續往前撲。車從我頭上滾過去了，窟窿、窟窿、窟窿嚮了一陣，粉身碎骨了。
那個車上面還有很多空的油桶，上面蓋了塊油布。車一翻的時候，車上的十幾個人全飛到田裡面去了，油布飛出來把人蓋住，油桶又況啷況啷地砸在人身上，車再從那個油桶上面滾過去。大家都在喊救命，我們都在這個油布下面，旁邊就是油桶。有一個人壓在我的腿上，受重傷吐血，吐得我滿腿都是。我當時都動不了，慢慢地把褲子拉到大腿上面一看，發現腿沒斷，沒有事。後來我被拉起來，發現皮鞋的後跟都沒有了，跳下去的時候被田裡邊黏土黏掉了，這個衝力有多大，我腿扎在田裡邊多深啊！公路上面很多車經過，空軍在前面有個招待所，得知後把我們救過去了。
1948年太原和東北的長春、錦州都緊張，中航是民航飛機，可是那時候變成軍航，參加國軍的空運了(4）。這個很危險的，我們都不想去，沒辦法，不去不行的。老報務員跟簽派員有交情，有來往，有來往你懂吧？塞錢。危險地方他們都不去，都是我們年輕的去。我一上飛機，百分之八十都是飛各個戰場的貨機，只有百分之二十是飛其他的客機航線，香港、國外那些好地方，去了沒有幾次。飛機有C-46、C-47兩種，上面有兩臺發報機，像現在的立式冰箱那樣，其中一臺備用；還有兩臺收報機，可以收音和收報。
48年秋天解放軍包圍了太原，打不下來。那是閻錫山的地盤，被圍困了好久，糧食沒有了，一定要空投。我從上海到北京，天天從北京飛去太原。機場已經不能降落，城裡邊都是房子。我們沒辦法，只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糧食扔到人家的房頂上去了。有一次我們四架飛機去，飛機上都是大米。空投的時候高度大概有一千多米，步槍、機關槍都打不到我們。解放軍已經準備好高射砲，第一架飛機過去的時候，高射砲咚咚咚咚，在飛機頂上大概有二百米左右這麼高的地方爆炸，一爆炸彈片亂飛，很危險的。第一架投完，第二架、第三架又接著過去投了，咚咚咚咚又打，還好沒有打下一架。我是第四架，管空投信號燈。一看情況不好，就提前開燈，飛機上有四個兵往下空投那些大米，兩個人一袋，一個從前面，一個從後面這麼扔出去。結果一到了目標的時候，高射炮又在我頭頂上咚咚咚爆炸，還好沒打中。本來要飛三圈的，我那個信號燈一直沒關，把那糧食一次空投完。空投糧食不能帶回去，帶回去是要槍斃的。投完這次以後，我們的飛行員都拒絕再去投，太危險了。
後來在太原城開了一條臨時跑道，說你們下來我給你獎金，給多少金條。我是報務員，不當家的，副駕駛也不當家。正駕駛Snyder是美國人，是個亡命之徒，不怕死，就駕架飛機，從天津飛去那裡拿獎金了（5)。下去了就把大米卸下來，卸完以後，還沒來得及拿金條，閻錫山那些兵不願意在太原呆了，往我們的飛機上面衝啊。他們都是大兵，都拿著槍的，我們怎麼擋得住他們？已經上來了三四十個了，那個駕駛一看不對，趕緊把發動機一開，機門沒有關，梯子也沒有拉上來，飛機就這樣子嘩起飛了。如果再不起飛，上來五六十個，飛機裝滿人，那就起飛不了，只好跟太原一起解放了。起飛了我讓飛行員把飛機速度降低，叫我的副駕駛：「來，你幫我拉著兩條腿！」，他拽著我腿，我就趴在地上，手伸到機艙外面，把梯子拉上來，然後把飛機門關起來。這很危險，外面風力很大，搞得不好一下就把我拽出去。那次金條沒拿到，後來發給我們的獎金變成了不值錢的紙幣了，好幾十捆，我根本不想要。
1948年冬天淮海戰役，國民黨杜聿明、黃維幾個兵團幾十萬大軍被解放軍包圍了很長時間，沒有吃的。上面下了死命令，要我們空投糧食給國軍。我從上海到南京，天天從南京起飛。那次我們的飛機是C-46，到了目的地的時候，在下大雪，雲層很低, 根本就下不去。後來沒辦法，就穿雲下降到七百公尺。一看下面，不得了，解放軍的火力砰砰砰往上面打，太猛了。我是飛行報務員，那個副駕駛他害怕了，他說：「CJ，你來來，我去小便。」叫我代替他當副駕駛，他跑到飛機後面小便去了。結果他不是小便，是蹲在大米包上面。大米機關槍打不穿，很保險。我就當了副駕駛，很快覺得這個飛機抖了一下子。我左邊的正駕駛McWilliams是個美國人，他腦袋一縮，嚇一大跳。我回頭一看，發動機個氣罩打掉了，在我的身後面打了四個大洞，最近的洞離開我一兩米。這個糧食本來要飛好幾圈才能投完的，我就管他三七二十一，空投信號燈開了以後就不關了，一直投完算了，駕駛員也沒有意見。那次很危險。
當時地面應該有一圈白圈，中間有一個紅十字，表示是我們空投的目標。可是我們發現地面目標不止一個，解放軍也設了好多個符號。我也搞不清楚了，只能看見符號就投啊。後來文化大革命，我在懷遠被打成反革命。有一個物資管理局的局長，以前是解放軍軍官，也被打成走資派，跟我一塊在機械廠勞改。我們幾個人聊天，他說：老徐啊，你們的飛機是不是有個「中」字（中航飛機機身和機翼均有「中」字標記）？我吃過你們的饅頭。
那時候解放軍已經解放了大片地區，我們經常在解放區上面飛行，看到地面上的炮火打我們，這是家常便飯。飛行員有個特點：膽大。我這個人對生死已經司空見慣了，心裡沒有什麼害怕。那時候我已經有了小孩，但是覺得沒啥事，天天這樣。我們好像正常上下班一樣，上班搞空投，回到上海以後，下班帶著太太去吃館子，看電影，還跟正常一樣生活。我從來沒有把外面的飛行跟太太講過，講了以後她還能讓我飛嗎？
當時生活
我當時看重的是我的飛行工作。首先我覺得飛行很風光，全國各個地方，都飛去過了。中航全國的幾十個航站，我都去過，包括香港、台北、台南、三亞、海口、廈門、廣州、蘭州、成都、重慶等等。還有越南河內，有一次要去菲律賓沒去成。去美國是四個發動機的空中霸王，DC-4，要飛很多個小時很辛苦；另外要給調度員五十塊錢美金，我不給，所以沒去。第二是收入高，飛行報務員比地面報務員的收入起碼高好幾倍，而且我們都是按美金算，他們按法幣(6)。他們很羨慕我們。我的底薪是一百五十塊錢大洋，每飛一個小時可以拿三塊錢美金，一個月飛下來三百塊錢美金，等於是六百塊錢大洋。我才二十多歲，這麼年輕，一個月可以拿到七百五十塊錢的大洋，當時恐怕這樣的人很少。
1948年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國民黨在上海發行金圓券，四塊錢金圓券換一塊美金（金圓券1948年8月19日發行，規定私人所持有的黃金、白銀、外幣須限期兌換為金圓券）。當時一個月我可以掙到的美金可以買七、八兩的黃金，積下來的金條都交給我太太。七八月份我出差到青島，去了大概兩個禮拜。回上海的時候我的太太告訴我，侯鏡熹太太拿金圓券來換她黃金，三十兩黃金都給換掉了。侯鏡熹也是飛行報務員，他的太太三十多歲，我太太當時才只有十九歲，什麼事情都不懂。後來我拿這金圓券出去採購，金圓券根本就不值錢，只買了三個手提皮箱 。三條金條被騙走，我四個月都白飛了，我沒生氣，也沒講我太太，也沒去追究那個飛行報務員的太太。我這個人對錢看得很輕。
1949年中航公司把飛機和總公司搬到香港(7)。5月南京已經解放了，上海已經打了十幾天，外邊已經被包圍了，就要解放。那天我還到青島飛行，中航公司派了輛吉普車到我家，幫我的太太和小孩搬家，叫他們離開上海去香港。我回家的時候，老婆說不能去香港，因為那裡我沒有房子，沒有親人在。於是第二天就用飛機，把她跟女兒從上海送到台灣我岳父母家裡。我一個人先去了香港，自己租了房子，7、8月再把她們接到香港。
我到香港第一個月可以拿到三千港幣，等於十兩黃金，一兩一條的金項鍊可以買十條。當時國泰航空公司一個月工資才三百塊。七道菜的西餐，有湯、牛扒、咖啡、水果，才三塊錢。蝦肉雲吞好像是五毛錢一碗，可口可樂三毛錢一瓶。我掙得太多了，花起來就嘩啦嘩啦，揮金如土。住在太子道的花園洋房，一個月四百塊，後來離職了才搬到候王道，二百五十塊。我的太太是小姐出身，不會做飯,不會帶孩子。所以我在香港請了兩個保姆，一個做飯，一個帶孩子，五十塊錢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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